邓小平1975年铁路整顿的历史机缘
——读《邓小平文选》的一点思考
邓小平领导的1975年全面整顿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它促进了历史转折的向前推进,同时是拨乱反正、改革弊病的试验,更是搞好国民经济的重大尝试。邓小平在1984年10月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说:“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三年后的1987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应该说,1975年的全面整顿有其特殊的辉煌性。作为各方面整顿的突破口,铁路整顿承担了“先行官”的重要角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开创了铁路运输的新局面,推动了其它战线的大整顿,对搞好国民经济发挥了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
一、政治前提:九一三事件和三项指示的客观推动
林彪集团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露出了马脚”,九一三事件林彪的自我毁灭,无疑为邓小平的复出提供了机遇。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意识到中国将要有的重大变化,立即抓住历史机遇给毛泽东写信,一方面表示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事件的决定,一方面汇报自己在江西的情况,表达了为党做点工作的心愿。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从新思考中国事业发展问题。1972年8月,邓小平利用中央要求揭发批判林彪的机会致信毛泽东,在“批林”的同时做自我检讨,再次表达了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工作的心愿。毛泽东在该信中做了批语,对邓小平做了不错的政治结论,为邓小平复出进行全面整顿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在主持铁路整顿乃至各方面整顿时,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重要口号。三项重要指示,是毛泽东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情况先后提出的重要指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二是安定团结的指示;三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三项指示并不是毛泽东本人将其联系在一起的,而是邓小平融会贯通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创造性的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指出:“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三项指示为纲”在铁路整顿及各方面整顿中得到了运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它是凝聚各方力量,改变混乱局面,与“四人帮”做斗争,减少整顿阻碍,进行铁路整顿,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依据,增强了邓小平进行铁路整顿及各方面整顿的政治合法性。
九一三事件为邓小平复出提供了历史机遇,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邓小平领导铁路整顿乃至各方面整顿提供了重要依据,二者共同构成了邓小平主持铁路整顿、军队整顿、钢铁整顿、教育整顿和国防科技整顿的政治前提,起到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二、组织保障:毛泽东的启用决策和周恩来的安排部署
面对强烈的社会动乱局面和国民经济下滑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在认识到中国领导层危机的同时,对“算一个壮丁”的邓小平进行了重新启用。毛泽东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依靠重病中的周恩来对邓小平进行了人事安排。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日—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3日—17日,四届全国人大任命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至此,邓小平重新掌握了党政军重要权力。正是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人事安排,把邓小平推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重大决策由毛泽东做出,而具体安排和实施过程则由周恩来运筹。1972年1月,毛泽东抱病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把邓小平与刘伯承并提,又一次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当场示意陈毅子女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传出去。1972年8月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来信批语。会后,以中央名义通知江西省委,邓小平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可以做一些调查活动。1972年12月周恩来利用向纪登奎、汪东兴致函的机会,传达了应该让谭震林“回来”的指示之后,又特意指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这就极大的促使中央把安排邓小平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在周恩来审时度势的安排部署下,邓小平于1973年2月接到中央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的通知。3月初,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工作问题。周恩来在1973年秋天与外国客人谈到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采取积极稳妥的办法,因势利导,一步步的把邓小平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
中国的长期内乱和领导层出现的危机,都迫切需要邓小平这样精力充沛的政治家。毛泽东的重新启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部署,让邓小平再一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为邓小平主持领导铁路整顿乃至各方面整顿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
三、群众基础:人民久乱思国安的思想和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邓小平领导的铁路整顿乃至全面整顿,反映了人民群众迫切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与要求,同时又是通过广泛发动群众,真正依靠群众进行的。九年的“文革”动乱,人民的低水平生活,使全国各族人民久乱思国安。邓小平深知人民希望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在领导1975年整顿时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铁路整顿开始,采取了一竿子到底,直接诉诸群众的办法。中央文件传达到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落实党的政策,建立规章制度,充分汲取群众智慧,依靠群众进行和完成;批判铁路系统的派性,调整铁路领导班子,同样充分依靠群众。邓小平深刻指出:“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而且要有一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
邓小平深知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人民群众的愿望极大的促进了邓小平在1975年铁路整顿乃至各方面整顿中采取了发动和依靠群众的办法,为铁路整顿的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奠定了群众基础。
作者:2013级 马列硕士 徐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