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十五讲》开场白提到“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黄仁宇先生提出“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中国之所以为今天之中国，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轨迹就是这样下来的，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已有的历史轨迹？

黄先生讲，黄土地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中国历史的发展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极深，黄土地带特殊的土质使农作物更好的生长，农业关系了朝代的兴衰。中国历朝历代重农抑商，商人之所以称为商人，可见，商人的出现始于商朝，商品经济开始繁荣出现在宋朝，而明朝才有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从商朝到宋数千年时间，商业一直为末业。而在欧洲，公元前五六百年商品经济就很发达了，到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业更为繁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与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欧洲板块小，地形复杂，平原少，临海，他们的地形不适宜农作物种植，反而因此培养了他们的经商意识，对外扩张意识，冒险精神。而在中国，黄土地带作为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土质优良，靠近淡水水源，深入内陆，地形广阔，形成了中国几千年的自耕农经济体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

农业的兴衰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中国古代一个朝代的衰亡，都与农民息息相关，农民吃不饱饭，就起来造反，陈胜、吴广，朱元璋，李闯王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子。小自耕农经济破产，朝廷必然衰落，而小自耕农经济发展的好坏，除了必然受自然条件，诸如干旱、洪涝、虫害等的影响外，还受朝廷财税制度的影响，甚至是其繁荣与否的关键，必须采用适合小农经济的财税制度和经济政策才能保证朝廷的正常运转，王莽的改革可以看作最为突出的反例，他的在西方学者看来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并不适合小农经济的中国，正如黄先生所说“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封建时期的中国人信仰万神，崇信皇帝，但也可以说没有信仰，或者说，中国古人信“老天爷”，就连皇帝都是天之子，但是这种信仰并不能形成一种社会力量，不会像西方那样进行宗教革命，西方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而在中国古代，“神”往往是强权者建立新的统治的工具。

儒家思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史中一直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学而优则仕”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唯一方向,而钻研数算和机械之流被看作是不务正业。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封建王朝就再也难听到其他的声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复存在，纵使之后有释道两教的兴起，也不过为儒教锦上添花，虽说是三教鼎立，但能“学而优则仕”的只有儒教，在思想上，中国已与西方渐行渐远，以致明以后科举制僵化，都没有可以替代的声音。如黄先生所写，中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以应对自然灾害对农业的打击，而儒家思想提供了这样的便利，它衍生的忠君思想成就了君王的独尊地位。

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十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衡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由中国的自然环境而始，形成了小农经济的体制，自然条件所限，需要大家长式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央集权和皇权至上所需，形成以儒为尊的思想体系。

西方的历程深受自然环境影响，形成其合理性，中国亦如此，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

作者简介：

杨燕萍，女，1993年生，山东烟台人，正常的时候是纯种女汉子，不正常的时候会小小的伤春悲秋。偶尔玩玩文字，但不耍文艺风。爱玩、爱睡觉、心大、心思少。长这么大想明白一句话：不必为一棵草停留驻足，人生路上有很多风景，前方有鲜花和树在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