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泱泱，万丈霞光，震铄古今，鼎立一方。回望世界历史，唯我中华文明，经久不息，悠长无间，千古挺立，光耀四方。盖自炎黄百衍生息，经夏立国，秦汉一统，讫至民国之初，殆四千六百余年，可谓漫漫悠悠也；或严谨言之，仅自周共和行政以降至民初，亦得二千七百五十余年，此则当于众之世界，不为后也。是故中华者，实无愧为悠久之民族也。然中华之光大，匪特史情悠久，盖其伟者，乃立于万国之当世，而为仅有之历史无间断之民族。以此言之，其史之详密，及史之连贯亦可观之矣。而发此连贯详密之史，则中国浩浩之故况跃然纸上。
然则中华万古之世，虽存翔实无间之史传，而难觅明其历史之国民。此尤以近代以来之实况为有识者诟；近世众人，或主动跟风，或被动接受彼为政治附庸之历史，进而据此空谈，全然无真实材料之本源。余固嗜历史，好史传之览，并藉此养成独立之思想。而就此思想言之，其得来则需入于材料，而悟于头脑。余就历史之故事，常生无尽之思索，或之于政律经济，或之于文教风俗，抑或于其他诸类也；然竟未有思考于国民之历史，直至有幸得阅《国史大纲》，才知过往所谓观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诸类之历史思考，皆为南辕北辙之穷途，皆为可有智识而不可谓真谛之思索。于是依托本书之前言，集中抒以著者钱穆先生之观点，即对于国民之历史之见解。
一、国民之知史
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千百年来不止有以二十四史为代表之诸多官修史书，亦有数不胜数之半官方或民间史书传世。无论丰富之史物，即凭此浩瀚之史海，中国人便拥有无尽之识史方途。但观之近世国民，自满清季世以降，鲜有明史通经之士；而广大国民既无基本历史水平，却习以藉史论道，犹以某些政治集团，常为政治利益而轻言妄评，胡诌历史。甚者，则胡言中国自秦汉以降为“封建时期”，不顾史实，特以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为本而编造合其政意之“专制黑暗”之封建历史，并据此造言于政治。然此种典型所塑造之历史，实为一时热情，鲜有外在之根据。进一步言之，据此般臆测历史中脱出之更化或“胜利革命”，往往除了破坏社会和平进步，至其胜利则旋复其所臆造之历史阴暗面，或陷入乌托邦乱局，盖因其并未真正认识总结中国历史。此则晚清太平天国与百日维新及民国军阀割据之类也。
自满清末季国事动乱，国人多务力于惩前毖后，而多有个人与集团期以西人之方革除国之弊病。然其激进者，急于求成而臆造历史，断言之“落后腐朽的封建主义无法战胜先进的资本主义”，竟必以革命去之也。盖其如此，则全无顾历史真相，而当世国民又亦受煽动，致真历史埋没，曲历史横行矣，而一国国民全然无历史之智识也。而国民无智识，则中国历史无从延续，国民亦无从认识其身为中国人（或称之华夏人）之基本要素；惟其甚者，则国民根本丧失属于本民族之自我价值判断能力，且国之行运改化亦难出实际之效果。而以上所述，诚可由民国西化风观之，此影响，则深且远而达于今时也。
试看眼下中华汉地，言秦汉至民国之历史，无不脱口便“封建时期”、“小农经济”、“黑暗”、“专制”、“集权”；言近代中国改制，无不类于“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或“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所支配下之历史也”；而言中华之定义，无不弃之汉家国本而屈膝夷酋矣。凡此种种，完全出于政治化历史之左右，而根源于民国之西化风也。政意切，西风急，百年之沦竟已成习，何哀之！遂有所思，若国民之史观皆成此习，则恐中国古代真相遭掩藏。甚而若曲历史某日独尊于教育，后辈员工受书于此，三人成虎，则员工之智识亦无，少年既无智识，国又何从强盛。教育乃国之根本，倘我国民失智识于教育，如此而国家民族无可求索永久生命源泉之切实根据，亦无法真正认识历史病痛之症候，遗毒千古矣。
是故，国民之知史应为重要之国民课题。
二、温情之敬意
近世有志之国民无不希冀于国家架构之革新，原以西人强盛，国人便欲仿行以去侮。据此以行，而仿于日本、于德意志、于美法；或接受并实践外来思想，求革命而后福。此种仿行，有温和有激进，温和者尚心怀对历史之温情敬意，而激进者却意欲全盘消灭中国历史遗存，此民国时期废汉字风之类也。西风萧萧，其骤烈如此，几使国人自灭千年文字。然时人竟未全失谨慎，幸之其尤未行。但如国字之审慎，于近世实鲜矣。可怜之，中华民族自身之特性除生活地域与文字外几已尽没。
夫历史者，我民族国家过往全部之活动也。今所谓民族、国家者，无不聚结抟成自历史之演化。而历史所抟成之民族、国家，又因其所载国民之奉献、热爱而充满力量，以组成该力量之国民，则心有所爱也。于此，而推之近世茫茫爱国者心意，亦无出于民族国家之大义也。然何以义于爱国家民族乃至殒身不恤欤？
盖人类常情，必先“认识”乃生“情感”。人最亲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妇乃至朋友。凡其所爱，必其所知。人惟为其所爱而奋斗牺牲。人亦惟爱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认识与了知。人之父母，不必为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爱，不必为世界最美之典型，而无害其为父母，为所爱者。惟知之深，故爱之切。人之于国家民族亦然，由乎知识而爱之也。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必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
夫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认识之，则不至于凭虚妄臆，甚于逆造历史，使国民蒙蔽于特定之政治利益，不知国之真相；了解之，则不至于颓废丧气，甚于毁灭历史，使国家陷入激进荒唐之灾难动乱，湮没民族精魂。而所谓温情与敬意，亦遂于此也。
三、虚无之推诿
世界大势，形如波浪，朝夕不一，此起彼伏。中国尝于其世界观中鼎立东方世界，然近世备受欺凌，国民遂以为病态之理，欲以全盘改造之。比照世界大势，满清殖民中国后，实有病态落伍之情；然竟由此而将近世之弊病全诿卸于百千年前之古人，岂如是哉！
近世国民，每言国家改化，则上溯万里之遥，谓弊之于秦汉，谓弊之于唐宋云云，如是以得其结论，非革除中国故历史不可也，非全然毁我就人不可也。而其妄加臆测，一中国之历史于其自定模式，复加以政治凭借，竟真真流行于国民之间。当彼之时，国人一言中国古代，无不为长病无休而自救乏力，其势必全然西化不可也。
然则今之有弊病，必欲全然颠造乎？且试以人类作比。今有一人，体有病象，以询病于医者，倘医者谓：“君病之起，起于君之有生，君当另换一无病之生。”如此，则何为医也。讳疾忌医固不当，然从头绝其生命以为医者，又何谓也。今之国民，尚阙智识，仍盲从视之中国历史以作近世弊病之源，以为近世落后之理，推诿一切于古人。殆今人皆有识高妙士也欤！
盖近世国民，适见我之骤落，并值彼之突进，而意料我有必落，彼有必进，遂以一时之进落一我全部历史之评价至虚无落寞。殊不知所变者我，能变者亦我，变而成者依然为我。譬之病人，染病者我，耐病者我，脱病而复起者仍我也。一切可变，而我不可变。若已无我，谁为变者？变而非我，亦何希于变？近世中国，显为有病，病且殆矣，万不容辞。而欲求医治者，索病源于历史，实为正途。乃必欲一切归罪古人，以至非自顶至踵不脱胎换骨不可，此何异于异族枪炮侵犯，绝我生命之所为也。是故凡论事者，必不可横切一点以管窥蠡测，当全揽风景、明辨古今以求真相也。况世事无常，岂有世兴世荣之理哉！
四、国家之希望
所谓国史，余窃自揣测，当解为国民之史宜也。夫近世治史者，非附庸于政治集团，即置身于记诵考据、辑补修订。然其作为，皆未将真正史情呈于世人，以供察学；反之，于其得观，乃束之高阁之史，或虚假谄媚之史。而观之钱穆先生之《国史大纲》，其材料之贴切，其用语之严谨，其逻辑之细密，其思想之真实，皆令人赞溢；又可知钱先生于书成时年仅四十四岁，则更令人惊叹。
盖钱先生著此书，实以国难当头之国民义举也。中华民国二十六年，时之大日本帝国全面入侵我彼时之中华民国，意欲实现对我之殖民统治，钱先生明知日本强大，虽对抗战抱有必胜信念，然仍设以最坏打算。困于其最坏打算，先生恐日本消灭中国历史，亦恨于彼时中国无真实之史书，遂续写其国史见解成书，以求中华之文明与华夏之精神代代相传、永永无已。
余尝因钱先生之见解以思索，多有进步之所悟，其尤显者，当为治史之标的。盖世间之真谛，无不自通于广众之了解与实践，至于一国之历史，其存立之价值，及其价值之目标，自然由一国国民所权之矣；复言之，一国之进步富强，亦必由其国民践行也。是故一国之国民，倘意寻求国家之强盛，必当医疗国之弊病；倘意医疗国之弊病，必善揭发国之症候；而倘意揭发国之症候，必真明达于国之历史也。而所谓真明达国之历史，则需国民知历史，知真实之历史。因此，治史者当以服务国民为责任，以求国民知史为目标，以促国家普遍之智识开化为导向。
近世以来，多有国民以爱国为己任，居此道而言治病改制，其曰更化者，为器物、科技，为人伦、风俗，为制度、法律。而其要者，至今亦首推制度与法律。然反观其间历史，未尝有见彼奋斗之实在结局也。除民国之建立为制度、法律之历史突破外，前（晚清）后（截至抗战胜利）之所为者皆不过于争斗或破坏之谓也。盖此间之作为者，皆妄引西法，不加辨别则生硬套袭，罔置历史于不顾，仅凭一时热情仰仗政治或暴力推行，结果适得其反。然论其效果，其先则曰推翻某社会就能到达新世界，达成民主法制，实现自由平等；待推翻过往政权后，却又谓推翻某之时代后还需徐步推进，或言其原本所求取之改制本有缺憾何如；而后则反复于无尽之政治泥潭中，而其口号则朝三暮四，一改再改。如此，终于发现自己走入历史之漩涡，而在此怪圈中盘旋却无力迈向其希冀之未来。凡此类者，虽心有改制求富强之心意，而皆未所成也。毕其一言，则未鉴于古自然无知于今，未鉴于古自然无知于中外同异。
世人求国家富强，无不为实现一种希望，近世崇尚之民主、法制，切实为迫切之富强追求也。然此方虽好，却本以疗西人之国症，是故我国民欲实现之，必明我国历史，以寻得中西同异之切口，方能达成矣。盖我国之希望，必欲使国民明达国史，以全民开化之智识追逐之；惟若此，近世国民之追求，谓民主、平等、法制云云，才有广大国民之智力衔接，才有庞大国域之全面推受。故此，我国民之希望可于某程度读作国史重光之果实，即全面恢复中华道统之成就。至此，吾辈方可明之，所谓医疗国家，并非全面置换，乃系有我而变与我为变者之国民精神之延续，此乃真切之国家希望也。
作者介绍：
彭家丰，男，汉族，1993年生，川西人。性正直，自幼喜诗书、嗜史传，尊道敬古，讲信明德，张之四维。常慕于古先贤之风尚，欲法之以成事业。然行事稍怠，不习于书、不勤于学，实有所愧。固好娱乐之事，凡歌乐棋类、体育运动，皆有所爱，尤技精于电子游戏，亦钟情于张国荣先生之歌曲。曾欲投身历史研究，然今时更致于实务，期以青年之锐意，成就光华。
